当我们阅读中共党史的时候，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、百折不挠之余，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、政治运动、整风，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，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。
总之，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，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，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，还要提防背后那些“红色整人专家”（例如康生）上查八代，穿凿附会，随意构陷。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，甚至根本没有错误，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、批斗和处决。
例如电视剧《长征》里面，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：“……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，证据以后会有的……要什么证据？白纸黑字就是证据！”
所以，很多人就觉得，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，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――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，但是在失败之前，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？
但事实上，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，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，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。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，恐怕还会死得更快！
――中共党史一般认为，蒋介石的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以及汪精卫的“七一五”清党行动，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。但事实上，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，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，最起码也是共产党的好几倍！
1927年4月清党前，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（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党员或铁杆支持者），但到了1928年3月，即上海“4。12”和武汉“7。15”之后约一年，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！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，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。
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（事实上只是被杀了1万多，还有一部分人脱党了），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，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！尤其是在广西，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.8万人，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，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，可见其杀戮之惨。
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，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？
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，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，除少数中共要员外，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，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。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，又实在是太麻烦，如果拖延日久，难保不会生变（譬如南昌起义）。
于是，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，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，就立即将当地县、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，根本不分什么国、共――这才是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使一人漏网”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！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，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“疑似共产党员”统统杀光！
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，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，只换了面旗就成为“革命军”的各地新军阀，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。
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，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，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，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，杀国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――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，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，蒋介石接手的摊子就越烂，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。…,
而且，在此次清党过程中，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和“公共知识分子”，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
――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时，着名教育家、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，他还与当时的着名文人吴稚晖，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，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，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，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，直杀得人头滚滚、血流成河，颇有当年曾剃头（曾国藩）屠杀太平军的风采，可见这些读书人的心肠之凶狠。
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：“……（中共）留在世界上是祸水，送监狱是多事，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。”
由此可见，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“公知”手上没枪，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。
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，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，只是被骗上了贼船，虽然他确实对共产党不满，但按照西方的观点，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，从此分道扬镳而已。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，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……
但实事求是地说，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，积极策划清党方案，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，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，要对共党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，坚决不肯停止清党，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为止，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，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。最极端的时候，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（同样是国民党监委），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。
鲁迅在他的杂文中，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：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！
一时之间，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，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，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。与其坐着等死，还不如索性投了共产党拼死一搏……
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，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，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――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，很多原本不是共产党的家伙，随着清党的扩大化，也纷纷“被共党”了，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……
总之，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，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杀戮一空，剩下的也纷纷脱党溜走，或是直接投了共党，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……说实话，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，也实在是没法呆了，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，就随随便便杀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！
――有人说，中共之后的整风、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，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。
而且，中共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，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杀掉过半党员的……
因此，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，共产党固然是损失惨重，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。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，在清党后基本瓦解，恢复得十分缓慢。直到1933年，全国仅有17%的县建立有县党部，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。
更糟糕的是，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，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，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――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、汪精卫这些大佬们似乎很客气，但对待下面的小卒子，可就是一律砍头枪毙没商量了。光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的国民党内反对派元老骨干，就多达百余人，被害时全都高呼三民主义万岁，孙中山万岁，中华民国万岁，打倒叛徒蒋介石………,
偏偏蒋介石也同样也有失势下野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轮到蒋介石派系的国民党员被清理了――所以民国中期的国民党员，无论投靠哪一个派系，同样都有沦为清党对象的危险。
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，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，“思想恶化”（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）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，就犹如特殊时期时期的“敌特”和“反革命”一样，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子。
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，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，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，就能随意枪毙――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，甚至有中学教师因为写简体字，而被当局以**嫌疑抓捕的荒唐事。闹到后来，连吴稚晖这个铁杆**屠夫都看不下去了，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。
总之，1927年以后，中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，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。
相反，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，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。
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，但由于党内资历比他高的元老太多，难以完全掌握党务，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，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――另一方面，那些被收编的兵痞流氓，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，甚至连考核都可以省略。
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，那么自然也就不值钱了。
如此一来，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，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，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。从而给了共党以极大的渗透空间，搞到了“哪儿有国民党，哪儿就有共产党”的程度。
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国民政府甚至被渗透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局面：蒋委员长下令剿共－－gt;共谍郭汝瑰制定剿共计划－－gt;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－－gt;共谍沉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－－gt;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－－gt;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－－gt;出兵剿共……
更神奇的是，哪怕后来知道了这些人是共谍，党国的诸位将领依然表示不信，认为这是共党的离间计。因为按这些共谍搞出来的原始版本作战计划，就算打不了胜仗，至少也不会输得太惨――因为做地下工作的人心中至少还有一个度，不敢搞得太出格，生怕露出马脚――而被蒋委员长亲自下手令修改过，又用电话直接打到每个团里遥控指挥的作战jihua，才是导致党国诸军屡屡惨败，一溃千里的不二法门……
由此可见，蒋公这位“千古伟人”、“当代岳武穆”的战术水平，究竟有多臭了。
所以，如果你不是黄埔生的话，在蒋公手下当国民党员，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