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各种可能性
梅特·蒂博走后，三人凑在桌子边。
“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，”杰普取下钢笔帽，“飞机里有十一位乘客——我是指后舱，前舱的人没有进来过。十一位乘客，再加上两个乘务员，一共十三个人。在剩下的十二个人当中，有一个是凶手。有些乘客是英国人，有些是法国人——后者我交给福尼尔先生处理，我负责那些英国人。还有必须在巴黎进行的调查，也由福尼尔先生负责。”
“不仅仅是在巴黎。”福尼尔说，“今年夏天，吉塞尔去了法国的一些海滨胜地洽谈业务，多维尔、皮内和温默鲁。她也去过南方，像是昂蒂布、尼斯，这一类的城市。”
“很好，我记得有一两个乘客也去过皮内，这是一条线索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起谋杀本身——谁占据的位置最有可能发射毒针？”杰普摊开一张卷起来的机舱平面图，“现在，我们先来做一些初步工作，一个一个讨论这些人，确定他们的犯案概率——或者更重要的是，机会。
“首先我们应当去掉波洛先生，这样就只有十一位乘客了。”
波洛伤感地摇着头。“你太轻信了，我的朋友，你不应该相信任何一个人。”
“那好，如果你坚持，我们把你也算进去。”杰普和蔼地说，“还有乘务员。从概率上讲，我不认为会是他们，他们不大可能借一大笔钱，而且他们二人的记录良好，正派而严肃；但从机会上看，我们不能排除他们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机舱中走动，有可能找到毒针的最佳发射位置。尽管我并不相信在一个坐满乘客的机舱中，他们能用吹管发射毒针而不让人发现。我的经验告诉我，虽然大部分人都和蝙蝠一样瞎，但总有个限度。当然了，这一条也适用于所有嫌疑人。用这种方法杀人本身就是疯子才会做的事。大概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不被人看到，这个人一定幸运得可怕。有那么多杀人的办法——”
波洛垂着眼睛坐着，安静地吸烟。这时他开口了。
“你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谋杀方法？”
“当然是。纯粹是疯了。”
“但是成功了。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谈论它，但完全找不出是谁干的，这就是成功！”
“这是纯粹的运气。”杰普说，“凶手本来会有五六个目击者的。”
波洛摇摇头，并不赞成。福尼尔好奇地看着他。
“你是怎么想的，波洛先生？”
“我认为一件事情要用结果来衡量。它成功了，就是这样。”
“但它看起来几乎是个奇迹。”法国人若有所思地说。
“不管是不是奇迹，”杰普说，“我们毕竟有医学上的证据，还有杀人凶器。如果一星期前有人告诉我，我要去调查的案子里面，一个女人被一根沾有蛇毒的针杀死了，我绝对会当着他的面大笑起来。这是侮辱——这起谋杀案就是对我们的侮辱。”
他深深地吸着气，波洛笑了。
“可能凶手是一个具有变态幽默感的人。”福尼尔思索着说，“了解谋杀者的心理状态是最重要的。”
听到“心理状态”这个词时，杰普厌恶地哼了一声。“波洛先生最喜欢听这种说法。”
“我对你们俩说的都很感兴趣。”
“你并不怀疑她是被这样谋杀的，对吧？”杰普带着疑心问，“我知道你的思路总是很扭曲。”
“不，不，我的朋友，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很简单。我捡起的那根毒针就是致死原因，这是肯定的。但这个案子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……”
他停下来，困窘地摇摇头。
杰普继续说下去：“我们回到爱尔兰乘务员身上。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他们的嫌疑，不过我认为可能性极小。你同意吗，波洛先生？”
“你记得我说过的话。我自己在目前这个阶段是不会‘洗掉’——你们英国人的用语真古怪——任何一个人的。”
“你有你的一套。现在我们来看乘客。我们先从尾部的餐具室和洗手间开始。第十六号座位是——”杰普用铅笔指着草图，“美发师，简·格雷。她中了一次彩票，去皮内把钱花光。这说明她好赌，也许由于手头拮据向吉塞尔借了钱，但一定不是大数目，吉塞尔也不会掌握她的什么秘密。对我们和吉塞尔来说，她不过是一条小鱼。此外，我很难想象理发师的助手能有机会接触到蛇毒，染发和面部按摩都不需要这东西。
“从某种方面讲，用蛇毒实在是个错误，把范围缩小了很多。一百个人里大概只有两个有相关的知识，并且能够得到它。”
“至少它澄清了一件事。”波洛说。
福尼尔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，杰普则在整理自己的思路。
“我这么看，”他继续说，“凶手必定符合两种情况之一：要么他去过一些奇异的地方，知道一些剧毒的蛇类，以及土著人用蛇毒做武器的习惯。这是一种可能。”
“另一个呢？”
“在科研方面。这种名为布姆斯兰的毒素只用于一流的实验室。我和温特斯普谈过。蛇毒，确切地说是眼镜蛇毒，有时也用于制药，在治疗癫痫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。用蛇毒治疗病症已经在医学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。”
“有趣，有启发。”福尼尔说。
“对。再看看这位格雷姑娘——缺乏动机，没有机会获得毒物，不太可能会使用吹管做凶器。她几乎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。看这里。”
三人弯腰看着草图。
杰普继续说：“这是十六号座位，这是死者坐的二号座位，中间坐了这么多人。假如她不离开座位——所有的人都说她没有——她根本无法将凶器对准死者的颈部。我们完全有理由排除她。
“再看看她对面的十二号座位，是牙科医生诺曼·盖尔。情况基本相同。他也是条小鱼，不过我认为他获得蛇毒的可能性稍微大那么一点点。”
“牙医们不会用它来做注射，”波洛说，“那是杀人，不是治疗。”
“牙医可能受够了自己的病人。”杰普笑着说，“在他的圈子里，有可能接触到一些和特殊药品相关的事情，他也可能在科学界有朋友。然而从可能性的角度考虑，他应当被排除在外。他离开过座位，但只去了洗手间，还是反方向的。如果他在回来的路上下手，距离比他的座位还远，要射中那个女人得有高超的技术和一根会拐弯的毒针。所以，他基本也可以排除了。”
“我同意，”福尼尔说，“下一个。”
“我们来看过道对面，十七号座位。”
“那本来是我的座位，”波洛说，“一位女士说她想和朋友坐在一起，我就让给了她。”
“是维尼蒂娅小姐。她怎么样？她有地位，有可能找吉塞尔借钱。虽然看起来她一生中从未有过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但也许她在赛马中做过什么手脚，我们得稍稍留心一下。她所在的位置倒是有可能。如果吉塞尔转过头，朝窗外看去，稍稍伸出脖子的话，维尼蒂娅可以用运动员的姿态射出——或者说是吹出？——致命一针。她与死者正好在后舱对角线的两头。不过这有点难度，我觉得她还是得站起来才能完成。她这种女人，秋天的时候都会拿着枪出去打猎的。我不知道用枪射击的经验是否可以用于吹管。也许在对眼力的要求上，可能是一样的？眼力，还得加上大量练习。也许她有一些男性朋友去过遥远的奇怪地方，她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得到蛇毒。这听起来实在太可笑了，一点儿都说不通。”
“确实说不通，”福尼尔说，“克尔小姐——我今天在听证会上看到了她。”他频频摇头。“她不是那种能和谋杀案联系起来的人。”
“十三号座位上是霍布里夫人，”杰普说，“她可能是匹黑马。我对她的感觉是：即使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也不会感到吃惊。”
“据我所知，”福尼尔说，“这位女士是皮内一家赌场的常客。”
“你见闻真广。没错，她是那种会被吉塞尔抓住的小鸽子。”
“我完全同意。”
“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顺利。但是她是怎么干的？她并没有离开过座位，你要记得。她想杀人必须站起来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越过其他十位乘客的头顶……算了，我们继续。”
“九号和十号……”福尼尔在图上移动着手指。
“波洛先生和布莱恩特医生。”杰普说，“请波洛先生自己说说看？”
“我的胃出了毛病，”波洛难过地说，“头脑是胃的仆人。”
“我也是，”福尼尔同情地说，“我坐飞机的时候总是很不舒服。”
他闭上眼，摇了摇头。
“那么，现在看看布莱恩特医生。他怎么样？他在哈利街很有名，不太可能去找一个法国女人借钱，不过这种事说不准。而且对一个医生而言，任何丑闻都会彻底毁了他的事业。再说说我提到的科研方面的线索——布莱恩特是个顶尖的医生，和一线的药物研究人员有交情。如果他造访某个实验室，偷偷藏起一试管蛇毒轻而易举。”
“实验室会清点这些东西的，我的朋友，”波洛表示反对，“这和在草原上摘朵花可不一样。”
“就算他们会清点，聪明人可以用一管别的无害的东西来代替。这很容易做到，因为没人会怀疑布莱恩特这样的人。”
“你说得有道理。”福尼尔说。
“唯一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他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毒药上？他为什么不说是心力衰竭——自然死亡？”
波洛咳嗽了一声，另外两个人好奇地看着他。
“我想，”波洛说，“医生的第一印象确实是那样。它毕竟很像自然死亡，可能是被那只黄蜂蛰的。别忘了，还有一只黄蜂。”
“我们不会忘的，”杰普说，“你老是提到它。”
“然而，”波洛继续说，“我发现了那根致命的毒针。当我把它捡起来时，一切都指向谋杀了。”
“那根针迟早会被发现的。”
波洛摇摇头。“凶手有机会瞒着别人将它拾起来。”
“布莱恩特？”
“或者其他什么人。”
“嗯……这太冒险了。”
福尼尔表示反对。“你这么觉得，是因为你知道发生了谋杀。但当一个女人突然死于心脏病的时候，如果有个男人掉了手帕，弯腰捡起来，谁会多想呢？”
“没错，”杰普说，“我想，布莱恩特绝对是我们嫌疑人列表上的一员。他可能探出头，从座位上吹射毒针，斜穿过机舱。只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看见他？不过我不会再反复提起这一点了，不管是谁干的，确实没被人看见。”
“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。”福尼尔微笑着说，“我敢说波洛先生会很感兴趣。我是说，一定有某种心理上的原因。”
“说下去，我的朋友，”波洛说，“你的观点很有意思。”
“假如你坐在火车上，经过了一间正在燃烧着的房子，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窗外，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一点上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一个人抽出匕首向另一个人刺去，其他人不会注意到他干了什么。”
“没错，”波洛说，“我记得办过一个类似的案子——关于毒药的，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你可以把这个叫做‘心理盲点时刻’。如果我们发现普罗米修斯号的航程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——”
“只要问问乘务员和乘客就知道了。”杰普说。
“是的。不过假使有过这样的时刻，那从逻辑上讲，必然是凶手自己制造的。他一定有办法制造出某种效果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。”
“完全正确。”法国警官说。
“好吧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需要询问的疑点记录下来。”杰普说，“下面是八号座位——丹尼尔·迈克尔·克兰西。”杰普说出他的名字时带着重音，“依我看，他是嫌疑最大的人。一个神秘小说的作者要想假装对蛇毒有兴趣，从某个心地单纯的化学家那里骗来一点儿样品真是太容易了。别忘了，他经过了吉塞尔的座位，乘客中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做过。”
“我向你保证，朋友，”波洛强调，“我没有忘记这个。”
杰普继续说：“他经过吉塞尔时，如果近距离吹射毒针，就不需要所谓的心理盲点。还有，他今天拿出的那支吹管，谁知道是不是两年前买的？在我看来整件事都很可疑。我不觉得成天琢磨犯罪和侦探故事的人是正常的，那会让他有太多不健康的想法。”
“对作家来说，有想法是必要的。”波洛说。
杰普又回到了草图上。“四号座位是赖德，正好在死者前面。我不觉得是他，不过我们也不能将他排除。他去过洗手间，回座位的时候可以从很近的距离射出毒针。只不过如果他这么干了，那两个考古学家肯定会看见的。这不可避免。”
波洛若有所思地摇摇头。
“你大概没有和多少考古学家打过交道，对吗？如果这两个人专注于谈话，他们是不会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的，他们活在公元前五千年，一九三五年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。”
杰普看上去有点迷惑。“那么就来看看这对杜邦父子。福尼尔，关于他们你知道些什么吗？”
“阿曼德·杜邦是法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。”
“这对我们没什么用。他的位置最近，在过道对面，吉塞尔的前一排。我看他们一定去过许多古怪的地方，很有可能接触过土著人的什么蛇毒。”
“这是可能的。”福尼尔说。
“但你不相信？”
福尼尔摇着头。“杜邦先生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他的专业。他热爱这门学问。他以前是个古董商，放弃了挣钱的机会而献身考古事业。他们父子二人都为事业放弃了一切。对我来说他们不像是凶手——我不说‘不可能’三个字，自从史塔文斯基事件 以来，我能相信任何事情。”
“好吧。”杰普收拾起做了许多笔记的草图，清了清嗓子，“现在看看我们的成果。简·格雷——概率：小；可能性：几乎不存在。盖尔——概率：小；可能性：同样是几乎不存在。克尔小姐——概率：非常小；可能性：存疑。霍布里夫人——概率：大；可能性：几乎没有。波洛先生——几乎就是我们要找的罪犯，飞机上只有他能创造出心理盲点。”
杰普为自己的笑话而得意地大笑起来，波洛勉强报以微笑，福尼尔无动于衷。杰普继续说：“布莱恩特——概率和可能性都很大。克兰西——动机存疑，但概率和可能性也都不小。赖德——概率不详，有一定的可能性；杜邦父子——动机和概率几乎为零，但从获得毒物的机会上讲，可能性又很大。
“目前我们的结论就是这样，但需要开展一些例行的调查。我先从克兰西和布莱恩特着手，看看他们的记录，最近或者以前是否有过经济问题——是否看起来窘困，去年都干了什么，这一类的常规调查。对赖德先生我会用同样的方法，其他人也不能完全放过，我会让威尔逊盯着。那么，福尼尔先生，你就负责杜邦父子。”
巴黎警察厅的人点点头。“我会把一切都确认清楚。今晚我就回巴黎。既然现在我们对案情有了进一步了解，也许能从吉塞尔的仆人埃莉斯那里问出更多情况。我还要仔细调查吉塞尔近来的活动，特别是今年夏天的。我知道她去过一两次皮内。或许可以从她和英国人的交往中找到一些线索。对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”
两人同时望着陷入沉思的波洛。
“你要参与进来吗，波洛先生？”杰普问。
波洛站了起来。“我想和福尼尔一道去巴黎。”
“没问题。”法国人说。
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杰普好奇地看着波洛问，“你一直都非常安静。你想到了什么？”
“有那么一两点，不过很难讲。”
“说出来让我们听听。”
“其中之一，”波洛慢慢地说，“是吹管出现的位置。”
“问得好！由于它，你差点儿被关起来。”
波洛摇摇头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头疼，不是因为它是在我座位后面被发现的，而是它为什么会被塞到我的座位后面。”
“我没看出这有什么不对。”杰普说，“不管是谁干的，他总得把它藏起来，怎么可能冒着风险将它留在身上呢？”
“说得对。不过你在检查飞机的时候也许注意到了，飞机上的窗户不能开启，但每扇窗户都有一个通风口——一个圆形的孔，转动盖在上面的一片玻璃就能打开。这个孔用来处理吹管简直再方便不过了。为什么不把吹管塞进去呢？它会掉到外面去，落向地面，永远不会被人发现。”
“我可以找出一个不这么做的理由：他害怕被别人看见。”
“那么，”波洛说，“他不怕别人看见他用吹管吹射毒针，却害怕别人看见他将凶器塞出窗口？”
“这有些荒唐，我承认，”杰普说，“但事实就是这样。他确实把吹管藏在了座位的垫子后面，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。”
波洛没有作答，福尼尔好奇地问：“这让你有了一个想法？”
波洛点头表示同意。“这让我产生了怀疑。”
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把杰普刚才不小心碰歪了的墨水瓶放正，然后抬头问道：“对了，我请你准备的乘客物品的详细清单准备好了吗？”